所谓“穷凶极恶”，就是指极其残暴恶毒。这是词面上的解释。深入研究分析起来，这是由两个相互关联又逐步递进的词语所组成的一个整体概念——一是“穷凶”，是后者“极恶”的动因；二是“极恶”，系前者“穷凶”的结果。从心理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穷凶”，应该是罪犯马加爵的作案内在驱动力；而“极恶”，则是由动机导致的罪犯马加爵的作案行为。这是一条完整清晰的错位心向发展轨迹。
在罪犯马加爵由“穷凶”发展到“极恶”的这条完整清晰的错位心向的灭亡发展轨迹中，明显地显露和“镌刻”着三个字：社会化。
M•罗森堡、R•H•特纳认为：“由于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化的研究在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中有着巨大的重要性。尽管每个学科在探讨个体从婴儿到老年的发展和变化上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法，但是，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社会化过程所起的作用都被看成是社会的维持和个体的福利的基石”。（《社会心理学，社会学观点》，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不同的学科对“社会化”研究的角度不同：如，社会学偏重研究的是社会化过程中人与社会的互动，关注的是社会规范的内化和社会角色的形成；心理学侧重研究的是社会化过程中的个人成长，关注的是人格与自我的形成及一般的社会学习过程；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则是从整个社会化过程与人格和人的社会行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单就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来看，提出了一个“社会化的社会文化因素”范畴，认为：“除了生物学因素之外，影响人的社会化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人生存于其间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其中包括文化、家庭、学校、同辈群体、职业背景和大众传播媒介等”。（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显然，如今人们如此关注“马加爵案件”，其实质是在关注这个大有前途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走上毁人自毁的道路、以及类似案件所发生的前因后果，以便从中汲取惨痛的教训，警醒自己以及他人。笔者认为，在关注、研究、分析“马加爵案件”的过程中，一定不能忽视了上述的导致罪犯马加爵由“穷凶”发展到“极恶”的“社会化的社会文化因素”——“包括文化、家庭、学校、同辈群体、职业背景和大众传播媒介等”。
近日，文汇报发表的“昆明警方20日再次对马加爵进行审讯，马加爵供出杀人的真正原因”报道，进一步揭示出了这个问题：
“民警：你为什么杀人？马加爵：我觉得我太失败了。民警：你为什么觉得自己失败？马加爵：我觉得他们看不起我。民警：怎么会有这种感觉？马加爵：他们老在背后说我。民警：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马加爵：他们都说我很怪，把我的一些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些隐私都说给别人听，让我感觉是完全暴露在别人眼里，别人都在嘲笑我……民警：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你？马加爵：可能是因为我较穷。民警：还有呢？马加爵：还有，以前我很想和他们融合在一起，我试着说一些笑话，但每次却招来他们的嘲笑。民警：那你说你们打牌，他们说你作弊，是怎么回事？马加爵：那天打牌本来我没有作弊，但他们偏说我作弊，让我觉的他们又看不起我，于是我便动了杀他们的念头……”
深入研究和分析上述马加爵“杀人的真正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无不体现出导致罪犯马加爵由“穷凶”发展到“极恶”的“社会化的社会文化因素”——其“被人看不起”、“同学传播隐私”、“家里穷”等等心理动因，无不“包括文化、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致病”因素；而其自觉“很失败”的心理动因及其凶残的杀人行为，又无不包含“职业背景和大众传播媒介等”“致病”因素。
笔者多次谈及，人是社会人，离不开社会的联系和关怀；感觉似乎自己被社会环境所“鄙视”或“抛弃”，是人的反社会心理及其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社会心理介入、群体关怀、乃至摈弃“嫌贫爱富”等腐朽心理糟粕的社会公德建设的滞后和缺失，又使得因感觉似乎自己被社会环境所“鄙视”或“抛弃”而产生反社会心理之人孤独无助，从而极有可能更加剧、加速其反社会行为的产生，走上害己害人、危害社会的不归之路，自我毁灭了大好前程。
笔者认为，作为“社会化的社会文化因素”一份子的人们，如今关注马加爵这个大有前途的年轻人为什么会走上毁人自毁的道路、以及类似案件所发生的前因后果的时候，更多地是要扪心自问：“我们曾经都做过些什么？不该再做些什么？”以便从中汲取惨痛的教训，警醒自己以及他人，竭力防止此类悲剧的重演。